人们把曾经就读过的学校称为母校，有时候开玩笑地叫做“妈校”。“妈校”也好，母校也罢，至少说明对它的情感和它在我们每个人心目中的地位和母亲一样重要。当我们长大成人，当我们鬓发如霜，当我们回忆过往生活的时候，有关母校的回忆，就像是用长焦镜头把过往的一切拉到了眼前，母校曾经是那么的清晰，是那么的美好......

　　小八路，起床啦！——这个温和的、带着陕北乡音的呼唤，从1949年的某个早晨起，在先农坛的庙堂式建筑间回荡了好几年，这是我们称为李奶奶的老保育员每天早晨必然发出的号令，尤其是寒冷的冬天。当同学们怕冷赖在被窝里的时候，她还要加上几句：“你们都是小八路，起来还要跑步哩！”——“小八路”，是李奶奶们给孩子们最高尚、最伟大的称呼，对育才学校的早期同学产生过巨大的激励。

　　我的母校——北京育才学校的前身是“延安保小”，全称是陕甘宁边区保育小学，第一任校长是徐特立，李奶奶等保育员就是那时参加革命的陕北农民。当年，我们学校先后与第十八集团军抗日军属小学（抗小）、晋察冀行知小学和晋冀鲁豫光明小学合并，改名为华北育才学校。1947年3月，胡宗南进犯延安，党中央派骑兵班护送全校师生转移，行军2000里，过黄河越太行到达晋察冀边区，有关故事被谢晋导演搬上大银幕，就是电影《啊！摇篮》。我们学校早期学生中有红小鬼（小红军战士）、烈士子女、蹲过国民党监狱的囚童、更有经历过残酷战争考验的新四军八路军小战士。他们在血与火的战争环境下成长，后来又成为新中国的建设者。后来，学校搬到先农坛后，正式改名为北京育才学校并沿用至今。

　　解放初期，百废待兴，教书育人是重中之重，有关部门把整个园林拨给育才学校充做校园。风尘仆仆的师生们第一次走进先农坛时，个个睁大了眼睛：经过长年战乱，这里一片荒草丛生，古建筑在古松、古柏的掩映下蒙尘破败。大家为这里神秘荒凉宏伟的氛围而惊叹，接着立即挽起袖子开始了大扫除，笑声歌声为古老的皇家园林注入了一股清新而昂扬的生命力。

　　我上学的时候，李奶奶和其他老保育员已经退休，就住在校门口丁香林旁边旧平房里。她们用“小八路”称呼叫孩子们起床的故事，是姐姐告诉我的。虽然没有李奶奶每天早晨叫我们起床了，但学校生活老师吹响哨子，我们会很快地离开暖和的被窝，叠好被子排好队伍开始早晨的跑步。“一、二、三、四！”的口号声在大操场四周此起彼伏，跑完操才用冷水刷牙洗脸，冬天也是如此。

　　我们的学校好大、好气派啊！因为有我们在此学习和生活，使先农坛——这个除一年一度明清皇帝为保证丰收年而举行大典外就稀少人烟的皇家园林，一年到头都热闹非凡，哪怕是寒暑假，也会有同学回来进行体育训练或打扫卫生，使这个古建筑群充满人气。

　　当年，公园大门就是我们学校的大门，有一大两小三个拱形门，中间那个门最大、最气派，也最庄重。进得门去，可见一条长长的松柏夹道，记得当年我父母到学校来接我们，还曾躲在大松树后面又突然现身，给我们很大的惊喜呢！

　　夹道一直通往雕栏玉砌的观桑台以及各个大小院落。这些院落建有坐北朝南的大殿，其规模之大，堪比故宫和孔庙的类似建筑，也有多个规模不小的院落，估计是明清时期工作人员的办公与居住场所。那时，院内的所有古建筑都分别充做我们的大礼堂、图书馆、饭堂、教室和宿舍，而解放后新建的几排教室都是远离大殿的普通平房。

　　观桑台是学校最美的建筑之一，恢宏大气的高台子四四方方，周边被松树和榆叶梅环绕着。在当年皇后观看农妇采桑的台子上，我们排练过舞蹈节目，而宽大的花岗岩台阶就成了历届学生毕业照的最佳拍摄地点。

　　先农坛最大的古建筑充做我们学校的大礼堂，被称为“二院”，是举行开学典礼、联欢会或英模报告会的地方。举行联欢会时，我大姐雅雅担任过节目主持人。记得有一次节目接不上趟，大姐一曲《我是苗家小姑娘》载歌载舞上来救场，赢得全场热烈掌声。后来，她如愿以偿考入艺术院校，并以优异成绩毕业后分配到部队文工团，常年为驻守海岛及边防的解放军慰问演出。

　　育才学校当时属于寄宿制学校，招收宣武区、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及部队双职工子女，收取学费和膳宿费。我父母在外交部，工作极为繁忙，就把我们兄弟姐妹五个都送到育才学校住校。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我父母到驻外使馆工作，对我们无力顾及。别的同学还有爹娘照顾，可以回家改善一下，而我们五个只有靠吃学校的伙食补充营养了。

　　那时学校大门的西侧一带叫鹿圈，没有鹿，却养着猪、火鸡和一些小动物。记得炊事员王伯伯当时杀一只猪要供全校1到9年级全体同学吃，每人都有份儿，于是猪皮也成了美味。王伯伯会把猪皮煮得很软，然后切碎用辣椒和大葱炒得很香，每十个同学一炊勺，由桌长分均匀，大家吃得津津有味，直到现在我大姐都在怀念王伯伯炒的猪皮。

　　鹿圈一带还是宣武区某菜站的大白菜储存地，地窖里存放了大批白菜，我们上劳动课的内容之一就是清理白菜帮子，那些白菜帮子就成了宝贝，同学们把它收集起来送到炊事班，王伯伯他们能用它做成大大的白菜包子给我们吃，还可以煮成黏黏的菜粥，每天晚餐可以美美地喝上两碗。三年啊，每天的晚餐都是喝菜粥，到了1963年经济形势开始好转时，馒头小学生每人一个、中学生每人两个了，有的男生还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悄悄地往宿舍带馒头，王伯伯站在食堂门口喊：“同学们，往后馒头管够啦！”

　　住校生活的最大特点是每年四次的搬运行李，那时中央对干部管束很严格，绝对不准用公车接送子女，发现了要通报批评。学校的校风也是传承延安艰苦朴素、自力更生的传统，所以每年放寒暑假都是我们自己背着行李回家，小孩子拿不动大孩子帮，有的家长甚至用扁担挑行李回家拆洗。开学时，学校会组织高年级同学在大门口等着，帮助气喘吁吁的低年级同学把行李一直送到宿舍。

　　先农坛的大殿、祭坛之间相隔很远，在古建筑群向南走将近两里地，是祭云神和雨神的云坛、雨坛。这两个坛的四周到院墙根儿就是我们种蓖麻的地方，种下后我们要从浇水一直负责到收获，每个班还要比赛谁收获的蓖麻子多，劳动课上谁掰蓖麻子最快。刚开始有的同学不知道蓖麻子有毒，饿时曾偷着吃过，结果中毒了，学校还为这事儿开过会。

　　说起开会，育才学校开的最多的会就是报告会，从卓娅和舒拉的妈妈到帅梦奇，从《我要读书》的作者高玉宝到《把一切献给党》的作者吴运铎，从科学家钱三强到乒乓国手徐寅生、李富荣，都给我们作过报告。记得有位老红军说，在延安他们都舍不得把铅笔头扔掉，而是用废纸把它卷起来“拉长”，用到不能再用为止，我们也学着这样做，这样，三五支铅笔可以用一个学期。

　　形势报告会也是重头戏，每年都会有一两次，岳涓涓同学的父亲岳欣叔叔曾负责刘少奇、陈毅出访东南亚四国的保卫工作，学校就请他来讲讲那次出访的意义和保卫工作的艰险。我父亲徐晃上世纪年代中期在外交部新闻司担任领导工作，也被请到学校作过国际形势报告。这些报告会开阔了同学们的视野，激励了同学们为祖国而学习的热情。

　　在育才还有一个特殊的活动——献花。我从小学二年级起经常为来访的外国元首、政府首脑或党的领导人献花，总可以见到周总理、刘少奇主席和陈毅外长。每当有任务，大队辅导员刘老师就带我们到市委四楼集合。在那里，男生换上白上衣、蓝色或灰色西装短裤和黑皮鞋，女生是白衬衣配红、绿、粉等鲜艳颜色的背带呢子短裙以及红皮鞋，冬季则穿上毛料裤子和漂亮的呢子大衣，红领巾也换成绸子的，再捧上从崇文门花店取来的鲜花。有一次因为外宾是清晨抵达，我们献完花之后就在机场餐厅吃早餐，结果碰到周总理也在餐厅吃饭，也就是一杯牛奶和几片面包。周总理问我们是哪个学校的，还鼓励我们要好好学习，大家心里特别激动。

　　1964年暑假，音乐老师给我家打了电话，让我和妹妹小五返校参加试唱考试。受毕业于延安鲁艺的母亲的影响，我们兄弟姐妹几个从小就都是少先队文艺骨干。这次独唱考试，当然不在话下，一次通过。于是，我们极其荣幸地参加了为庆祝建国十五周年排演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出。说起来，现在的少先队队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还是我们这批小演员首唱的呢！

　　10月16日我们儿童演员和全体演职员一共3000多人一起受到毛主席等的接见，当周总理庄严宣布“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时，我们高兴得鼓掌啊、跳啊、叫啊，都快把大会堂宴会厅的地板跺塌了！晚上，参加接见的同学回到学校迫不及待把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告诉了其他同学。结果，有十几个班的同学兴奋得都没上好晚自习，和我们一起分享激动和感动，热闹的气氛把校园里古松古柏上的老鸹都惊飞了。

　　我从1959年到1969年，在育才学校先农坛校园足足生活学习了10年，这10年给我的心灵里注入了强烈的爱国心、鲜明的荣辱观和高度的责任感。清灯古庙里的10年，虽然在我的一生中很短暂，但是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每当我回忆起这段金色的、活力焕发的童年，我就非常感谢母校对我的培养。她不但教会了我很多文化知识，还传给我们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教育我们要有理想追求和对社会的关切，更教会了我如何做一个有抱负、正直、能吃苦和勇敢的人——我为自己是北京育才学校的校友而感到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