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公平”问题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贫富差异过大、社会阶层固化等问题困扰着我国社会。教育作为社会资源再分配及社会阶层间移动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向国民提供公平的教育机会，可起到缓解和调节社会公平的作用。问题是，教育领域同样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现象。

　　众所周知，社会公平与教育公平问题产生和扩大的直接原因，源自地区间经济发展的差异，间接原因则是由社会各构成部分获取或拥有资本总量的不同。

　　那么，经济发展差异是如何影响到教育机会公平，进而对社会公平产生影响的呢？

　　经济学定义的资本有金融资本、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三种形态，也称为经济发展三要素。一般来说，社会经济发展的程度取决于上述资本要素投入总量的多少。除经济资本之外，社会中还有一类资本也带有资本属性，但其社会功能常常被忽视，那就是文化资本。

　　所谓文化资本是指学历和文化素养等金钱以外的个人资产。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布迪厄在其1973年出版的《文化再生产与社会再生产》一书中，将文化资本区分为三种基本形式：一种是以古董、乐器、藏书等为代表形式存在的客体化文化；另一种是以学历、各种教育资格和职业资格制度保障的制度性文化；还有一种是以个人行为、习惯、感知、语言、美感及价值取向等为代表的身体化文化。在日常社会生活中，我们能够感觉到文化资本以各种形式对日常生活和行为产生的影响，如遵纪守法、与人交往中高雅的言谈举止、重视教育等。

　　更为重要的是文化资本可与经济资本相互转换，文化资本越丰富，往往会与制度化的教育体系具有更高的亲和性，教育达成度也会更高。如果将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总称为社会资本的话，那么，社会成员间占有或获取的社会资本总量，将对教育公平乃至社会公平产生重要影响。

　　首先，地区间经济发展失衡造成了基本公共服务地区间的过大差异。

　　我们从教育部全国区县教育经费统计上能看出差异。在小学教育阶段，1995年全国2671个县级行政区域财政性生均教育经费最高五分位平均数为0.767万元，最低五分位平均数为0.132万元，最高为最低的5.8倍；到2010年，虽然上述县级行政区域间教育支出差异略有缩小，但最高（9.83万元）为最低（2.19万元）的4.5倍。在初中教育阶段，1995年，财政性生均教育经费最高五分位平均数为1.29万元，最低为0.27万元，最高为最低的4.7倍；2010年该倍数缩小到约4.3倍。

　　如果以农村和城市进行比较的话，差异更大。小学阶段，1995年城市财政性生均经费最高五分位平均数为农村地区的7.9倍，2010年为5.7倍；初中则由1995年的6倍变为2010年的5.8倍。

　　进一步从居民收入上来看，2012年，贵州省城镇人均居民收入为1.87万元，上海市为4.02万元。上述数据显示，地区间经济发展差异造成地区间居民家庭收入差距加大，特别是居民家庭经济资本积累随着地区间经济发展的失衡在扩大。

　　其次，文化资本的差异显著影响了教育公平。由于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存在着相互转化的属性，家庭经济资本存量的失衡，必然会导致居民家庭文化资本积累的差异。更进一步说，低收入家庭在文化资本积累上的缺失必然会使其子女处于“教育竞争上的不利”。近些年来，农村户籍大学生在名牌高校中比例下降的事实，充分证明了上述机制在社会构造中发挥的作用。

　　本来，在目前的社会治理模式下，地区间经济发展失衡所造成的基本公共服务差异，可通过税收的调节作用即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来进行平抑，如2003年开始，国家对农村地区义务教育实施“两免一补”政策，对农村贫困家庭子女接受义务教育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但从全国各地人均公共财政支出数据显示的差异来看，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并没有很好地起到平抑地区间差异的作用。

　　仔细观察我国历年来出台的重大文教政策，会发现政府的教育发展战略和政策更多地重视规模和目标，在调整地区公共财政教育支出差异以及家庭收入差异对教育机会的影响上，并没有十分有效的解决办法，更少关注到文化资本积累差异对家庭教育机会获取的影响。

　　笔者认为，地区间公共服务差异只能通过中央和省级财政来平抑，我国应学习日本的做法，通过设立独立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调节税来实现（地方交付税）。相比于经济调节手段来说，文化资本拥有量的调节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家庭文化资本积累是一个长期而缓慢的过程。

　　因此，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公平，公共政策不仅需调节公共教育财政支出上的差异，同时还应建设文化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制度性平等规则。为此，政府社会治理的责任任重而道远。（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副教授）